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威廉希尔足球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提出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等主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回应了抗日战争的现实诉求，也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趋势。这种探索涉及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领域，具有理论思考与实践起步相统一、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相统一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现代化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远超同时期的中国。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趋势，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提出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等主张，以逐步推进国家现代化。这些探索既具有思想史、实践史意义，对于战时和战后中国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在回顾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这一论断充分彰显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一、发展民主政治以推进国家现代化
发展民主政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表征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反抗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倡导民主政治的同时，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2]181呼吁实行两方面民主改革：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将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2]182-183民主政体、人民自由是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在民主政体之下，人民才有自由可言，才能更大程度激发人民投身抗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938年7月，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3]481并对这个国家的特点进行了勾勒，强调它是“中国的现代国家”，[3]482表达了对政治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的追求。1942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4]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标识，是全国人民的期待和诉求，也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民主国家，而民主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政治领域。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5]317这里明确了民主适用的范围，将民主拓展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国际关系等方面，既包括民主权利、民主制度，也包括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拓展了民主的空间和边界，明确了民主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倡导民主政治，出于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毛泽东认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5]316这里所说的“缺乏民主”，既指向历史，也针对当时的现实。从历史来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缺少民主传统；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以民主，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推进国家现代化既要求变革传统，也要求改变现实。
中国共产党倡导民主政治，也是出于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在毛泽东看来，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2]205这里深刻揭示了民主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只有发展民主，才能汇聚全民族的力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宣传大纲指出：“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主张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国内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民众运动，“今天的民主运动是为着抗日，同时是在抗日运动上表现出来”。[2]127与此同时，张闻天指出：脱离抗日救国的中心任务，民主运动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扩大，是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2]155发展民主政治有利于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1937年5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话时指出：“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224只有实现民主，使人民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更好地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投身抗日的队伍。1940年2月，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时再次强调：“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6]173这里将民主与抗战成败直接联系起来，凸显了民主对于抗战的决定性意义。1943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提出，“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对于现在抗战、将来建国、全人类大有好处。[7]343-344只有实现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现代国家才能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倡导民主政治，是巩固国内和平团结、实现国家统一的需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是发展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既不利于党派关系的处理，也不利于全民族力量的凝聚。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2]224中国共产党倡导民主政治，包含国家统一的诉求。国家统一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国民党南京政府所维持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不是真正的统一。毛泽东提出，“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5]318民主成为实现统一的前提条件。毛泽东认为：“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6]146这就进一步诠释了民主与国家独立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倡导民主政治的同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阐释了发展民主政治的路径。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通过工业化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5]390“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5]390-391工业化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夯实经济基础的同时，能带动观念、制度、组织形式的变革，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需要文化支撑。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5]646文化影响、作用人的行为，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习惯的形成需要文化支撑，民主制度的制定与运行需要文化为底蕴。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既是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从理论上探索民主政治的同时，开始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民主政府，“三三制”是其制度创新的重要标识。在这里，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自由，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3]478“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3]479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示范，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开始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为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二、通过工业化带动国家现代化
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任务，核心在于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动力，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并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尽管各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从工业化起步的。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1944年5月，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5]260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农业产值占绝大多数，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8]1081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追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阐明了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也指明了国家工业化的路径。
结合日本侵华事实阐释工业化的必要性。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推进国家工业化，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武器装备。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6]516这里从工业化的维度说明了日本敢于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诠释了工业化的价值和意义。战争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事实表明，“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6]516
从经济的基础地位阐释工业化的必要性。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工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6]516-517这里诠释了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没有工业的发展，便没有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国防巩固，社会发展和变迁说到底是经济的发展和变迁。《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发表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强调：“要使民族强盛繁荣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一切社会进化的动力”。[7]370发展生产力离不开国家工业化，通过国家工业化，生产各方面的机器设备以取代手工劳动，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从社会发展维度阐释工业化的必要性。社会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社会变迁源于经济变迁，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社会性质、社会形态随之发生改变。工业化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合作社与机器，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与手工，实现“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9]这里诠释了工业化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奠基作用，阐释了工业化的必要性。
从赢得人民支持的维度阐释工业化的必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是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通过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的期待和诉求。人民之所以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5]273这里从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维度阐明了工业化的意义。1945年3月，毛泽东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586推进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才能生产适应人民生活需要的产品，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中国共产党在阐释工业化重要性的同时，阐明了工业化的条件和方法。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8]1080国家独立，结束半殖民地的状况，各方面拥有完整主权，才能自主推进国家工业化；国家统一，结束分裂、割据状态，才能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工业化催生科学技术发展的诉求，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工业化的牵引力量。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会引发工业革命的浪潮。为推动工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始发展科学技术。1939年2月，毛泽东出席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时指出：“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6]115这里充分肯定了技术、技术人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同年5月，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时指出：“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6]123这是对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成就的肯定，尽管这些工业只是起步，但在当时殊为难得。1944年5月，毛泽东对边区工业的发展再次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边区工业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6]516
部分工业的原料来源于农业、依赖农业，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难有工业化的成功。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指出：“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6]586-587这就把发展农业作为工业化的基础，结合农业来思考工业化的路径。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这些资本从何而来？除国有资本外，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是重要来源，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本来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5]393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其各尽其能，可以更好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
三、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以推进国家现代化
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没有文化现代化，难有政治、经济现代化。毛泽东指出，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5]111这里既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又阐明了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现代化时，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视野。
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1940年1月，张闻天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一文中指出，“新中国，就要新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10]4张闻天对新文化的定位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分别进行了说明，这是文化现代化的内涵，也是文化现代化的方向。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0]12此时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大众的即是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际上确立了文化现代化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目标的同时，基于文化发展规律阐明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路径。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中华民族新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生成。中华民族新文化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毛泽东明确表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65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共产党将继承传统文化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这种继承“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0]53有批判地继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继承的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
文化在交流中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需要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0]52但这种吸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0]52而要依据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需要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
人民既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接受者。创造人民需要的新文化，要求面向人民大众从事文化的生产和创造。张闻天指出：“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11]572在张闻天看来，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深入群众，把握群众的文化需求，才能使新文化适应群众的文化需要。
知识分子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工业化、文化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分子。1937年3月，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对知识分子采取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2]60这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1939年12月，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强调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11]762通过磨练和教育，使他们为军队、政府、群众服务。[11]763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做过多次修改，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294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10]582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才能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四、以国防军队现代化保障国家现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落后于日本，尤其是军事工业与运输处于绝对劣势。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推进国家现代化需要国防军队现代化作保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谋划国家现代化时，将国防军队现代化作为其中重要方面。
国防建设能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保障，国防现代化也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1937年4月，张闻天指出：“经济建设首先应该是国防的建设”，“我们的国防建设，要准备任何时候的抗战的发动。在抗战的发动中，国防建设还将继续进行，而且更将加速度的进行”。[2]156抗日战争时期，国防建设是为抗战服务的。周恩来提出“经济国防化”的主张，对外必须选择购买军火和重工业材料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对内“国家的资本要尽量用在国防工业上”，[2]492进一步凸显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将国防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军队的技术水平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指出，“我们虽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然而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3]8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高科技在战争中得到充分应用，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3]445毛泽东批评“唯武器论”，但不否定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在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游击战和运动战，“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3]9才能由游击战、运动战转入阵地战。
交通对于战争胜负具有重要意义，交通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朱德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3]118交通包括运输和通信联络。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运输主要包括公路的汽车运输、铁路的火车运输、水道的轮船运输、飞机的空中运输；通信联络包括有线电、无线电、空中和陆地的通信工具等。改善交通是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军队现代化包含制度现代化，军队制度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1937年10月，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军事改革包括“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2]619这是从军队制度来诠释军队现代化。周恩来也指出：“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2]686具体而言，军队制度变革包括：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改善与扩大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实行征兵制，等等。[2]653周恩来指出，现代战争是有组织的科学战争，特别是在中国的军队复杂、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补给不济的条件下，在敌我军事力量强弱的对比下，更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战争。[3]9一方面需要全国的统一和集中，另一方面需要分工，需要依据一定的战略计划授权于各战区。在补给上，也要有分区自给的办法。[3]9这些都属于军队制度的改革。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求发展军需工业生产，保障战争需要的供给。1937年12月，张闻天提出“建立国防军事工业”。[2]752随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对时局宣言指出，实行国防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努力建设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建设。[2]767周恩来指出，为提高军事技术，必须集中各种专门人才，建立统一的国防工业，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工业的基本思路。[3]12任弼时也强调“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3]35并以西班牙的经验说明要运用现有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争取国际上给予我国同情的国家的帮助，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正是基于军事工业的重要性，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呼吁“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3]221工业化是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主要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引进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必要的补充。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3]134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为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3]614为此，一方面利用现有及可能增加的制造能力从事部分制造与修理；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逐渐改造军队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3]614自力更生与对外引进相结合，既保持国防军队现代化的自主权，又充分运用外国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有利于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
推进国防军队现代化，要求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需要人来研制、开发和运用。1941年4月，中央军委指出，“只有我军尊重科学，并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军的军事建设”。[12]225这里阐明了科学对于国防军队现代化的作用。中央军委还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12]223对于上述各类人才，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里诠释了各类专业人才对于国防军队现代化的作用。
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担当。推进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3]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主体作用的体现，表明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诉求。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要求推进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探讨国家现代化是因应现实的主动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三是顺应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和趋势。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必经的过程和阶段，探索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趋势的必然选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具有显著特点。一是涉及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领域。国家现代化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选择若干重点领域起步和突破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军队现代化等现代化的主要领域和主要方面，对于国家现代化具有牵引作用。二是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现代化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也围绕国家现代化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既以理论思考指导实践，又通过实践深化理论思考。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发展工业、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实践，就是国家现代化的起步。三是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相统一。既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又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谋划国家现代化。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既有共性和普遍性，也有个性和特殊性。朱德在论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时，以西班牙为例进行说明。依据西班牙的经验，“在战争中进行国防建设，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经济情形并不比我国好得多少，然而它现在已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新式武器，足够与德、意和佛朗哥叛军作战之用”。[3]111这是借鉴西班牙的经验，来诠释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体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世界共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积累了国家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二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尽管促成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现代化进行的努力，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三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为新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启迪。四是塑造了国家现代化的形象，表明了国家、人民、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求，有利于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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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