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同舫，系浙江大学威廉希尔足球官网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1]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并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和区域社会的未来前景，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社会运用的反思也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人工智能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具有主体性地位、能否最终超越人类智能，以及如何影响唯物史观的理论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现实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其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从不同方面思考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人机关系”疑难。对“人机关系”疑难的思考需要建基于对人与机器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追问，因此，有必要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作为新事物的人工智能以哲学高度的关怀，进行确证其内在本质的前提性思考。对人工智能本质的确证可以借鉴马克思对事物本质尤其是人的本质的唯物史观思考方式，进一步确证人工智能作为“类人”存在物的独特属性，促使我们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历史定位与社会效应，从而更好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辩证思考
对人工智能的本质进行探讨涉及思考方式的问题。作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所造就的“新事物”，人工智能与其他自然物、人工物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有必要回到思想史，特别是唯物史观中寻找对其本质追问的参照与借鉴。对事物本质的思考不仅是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核心议题，也深刻影响后世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运用理性追求真理，试图在最彻底、最深刻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所必然导致的“自然倾向”。在思想史上，众多思想家思考事物本质的方式不同，对同一事物的本质揭示往往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答案。从聚焦同类事物的普遍属性，到关注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再到历史性理解这些特殊属性的生成最终深入到同类事物之间的属性差别，构成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内部“本质观”的演进脉络。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事物本质的思考方式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中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其在观照现实问题方面显现出强有力的解释力与改造力，对人工智能本质的思考，需要超越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桎梏，从根本上借鉴马克思历史地、具体地思考事物本质的方式。
在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想家一般从实体的层面把握本质，认为本质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绝对存在，是指向事物成为自身的内在根据。一些不满足于对外在现象描述的思想家更深入地追问了事物变动不居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这种追问的冲动开启了人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思想家们对事物“本质”的追问存在明显的路径分歧。在柏拉图分割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筹划中，超感性世界中的理念被视作“真实和唯一的实在”，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只是由于“分有”理念才获得自身的存在根据，这意味着事物的本质在事物之外；亚里士多德把本质界定为“是其所是”，[2](P156)肯定了具体事物的本质性存在，并将事物间的区别归结为具体事物的“其所是”。因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本质、实体问题的思考，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对本质的理解总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是普遍本质观，即倾向将本质归结为同类事物之间的共同属性，比如在霍布斯与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与人性论学说中，就将人的“现实本质”定位到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个体所具有的保存自身的自然倾向；二是特殊本质观，倾向于把一事物相对于其他事物的特殊属性视作该事物的本质，比如费尔巴哈在理解人的本质时，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3](P26)提出“理性、爱、意志力”就是最高的力，是人的绝对本质，是人生存的目的。从注重共性到着眼个性的视角差异，体现了哲学对事物本质的思考逐渐深入到事物的内在联系中。
马克思对事物本质尤其是人的本质的思考有深厚的思想史基础，整合了传统思想家对普遍性本质与特殊性本质的探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边沁等人的效用原则时指出，“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4](P704)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两方面思考：一是指向一切人共有的本性，即人的一般本质；二是指向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本质，即人的特殊本质。这两种思考方式，源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本质问题理论成果的批判继承，体现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从抽象一般上升到现实具体的求解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一般意义上人与动物的“类”差别以定位人的“类本质”，并进一步追问“类本质”的生成性问题。马克思肯定并接受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存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自由”和“有意识”的观点，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P162)并且从两个方面思考了人的类本质或类特性的问题：一是“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5](P161)把自然界变成自身无机的身体，而不像动物在狭小的范围内仅仅依附于自然；二是提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所谓“有意识”就是指“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5](P162)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意识到“自由”“有意识”的类特性仍然是一种用“感性直观”认识到的表面差别，费尔巴哈“类本质”学说仍然停留在一般性思考的层面。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式思维进行了“颠倒”，在把“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看作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看作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基础上，提出“正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P162)人作为“类”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划分，其更构成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正是在“类”之中的生产生活使得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进一步提出了如何理解人的“类本质”在“类生活”中生成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对唯心史观的辩证批判开创了回答人的“类本质”生成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视野。在通过横向比较的思考方式把握到“自由”与“有意识”构成人区别于动物的两大活动特性的基础上，黑格尔以“历史感”为内核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的“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6](P602)马克思批判地利用了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P205)的理论资源，以一种过程性视野充分把握到人与动物的“类本质”差异由人的历史性劳动所造就。但与黑格尔只能抽象地理解劳动的过程性与历史性不同，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类及其历史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对现实劳动的关注，马克思确立以劳动的历史形式变化把握人的本质的特殊视野。“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P520)现实的生产活动在“怎样生产”的维度上内蕴真正的历史性变化，这体现在人对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动物只能直接使用自身的生理器官获取自然界现成的物质资料，而人能够凭借自己制造的工具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并且通过不断改进工具完成对自身生活与自身本质的历史重构。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开辟了理解人的本质的具体化方式，将对人的本质的判断推进至对“现实的人”之间的个体化差别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功绩在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与“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5](P500-501)但由于费尔巴哈未能深入世俗社会本身的矛盾与分裂中，他就只能错误地将“宗教感情”看作人所共有且固有的东西，只能从抽象的、孤立的个体的意义上理解人，只能从“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的“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使马克思确立起进一步探索同类事物之间的个体差别的具体化思考方式，人的本质不仅在对人与动物的差别比较中显现出来，而且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中显现出来，在不同的个人生产自己物质生活的方式中显现出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01)这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审视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通过概括人与动物的一般的、类的差别到历史地看待人与动物之间差异的生成原因，以及具体地理解现实个体之间的差别，马克思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视角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追问，形成把握人的本质的辩证思考方式，这为反思与审视事物本质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工具。面对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吸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思索人的本质的方法理路，既要从人工智能与人及其他存在物的差别中把握这一“类人”存在物的“类本质”，也要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中理解人工智能的历史生成与社会效应。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本质属性的确证
马克思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视角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为把握人工智能的“类本质”与现实本质提供了理论参照。基于唯物史观思考人工智能的本质问题，不能预先假设人工智能拥有与人同等的主体地位与本质，而是应当以辩证视角与历史视角，进行前提思考和综合研判。具体而言，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使人工智能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即人工智能与人及其他存在物的本质差异问题；二是这一根据如何使得人工智能成为其自身，即人工智能本质的历史生成问题；三是人工智能的存在本质及其生成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中有何性质表现，即人工智能的现实属性问题。
第一，在“类”的意义上，人工智能作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大脑”，是人的知识与理性能力的外化。参照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问题的思索，关于人工智能“类本质”的探究可以分为两步：首先是回答“人工智能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追问使得这一规定和定义得以成立的内在根据。人工智能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建立在计算机科学与相关技术的基础上。作为计算机科学的结晶之一，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经历了“形式化”“经验化”和“理性化”三个阶段，即分别对人类思维形式、人类经验和人类理性进行了仿真。“人工”是人工智能相比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核心特征，与自然界中的其他非人存在物是人类的“绝对化他者”相比，人工智能是“对象化的他者”。可以说人工智能就是“一种以‘数据为本’和‘系统为王’的‘拟人化操作程式’和‘技术人工物’”，是人工创造的智能技术工具。从人工智能的理论涵义出发，可以看到人工智能“首先关乎‘人工’与‘智能’的关系。‘人工’相对于‘自然’而言，‘智能’则与理性能力相关，合起来，人工智能涉及非自然的理性能力”。人工智能不仅指向智能物的“人工性”，而且还在于人工物的“智能性”。技术人工物只是从实体性结果的意义上描述人工智能的“类本质”，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同样地，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7](P3)这种外在追问路径意味着不能停留于以属加种差的方式下定义的“类本质”判断，必须继续追问其背后的“座架”支撑，而这正契合了马克思追问“类本质”历史生成的思考方式，即人的本质不在于人是灵长类动物，甚至不只在于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动物，而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实现了自然环境的改变与自我改变的一致。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8](P197-198)人工智能的“智能性”根源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模仿，如果传统自动化机器对人来说是“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按照人的指令来行动，那么人工智能则正是这一器官发挥功能所依赖的指令系统，是人类知识与理性能力的外化。如果传统的计算机是人的大脑器官的延伸，那么人工智能就是人的“脑力”的延伸。马克思曾把自动化机器体系称作“自为存在的价值”，[9](P91)如果说传统的机器体系是人的对象化劳动的自动化运转，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为这种“自为存在的价值”提供了“自组织程序”。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模仿”层面“分有”了人的“类本质”意蕴。
第二，人工智能的历史生成既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代人进行脑力劳动的自动化工具。从广阔的历史维度看，人类生产活动从手工到机器化再到自动化，是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进化的必然。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尽管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只是初见端倪，但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发展已然进行深刻思考，为透视人工智能的历史生成提供了一把“钥匙”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指出：“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5](P626)人工智能正是对马克思所见的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是“人化世界”的最新组成部分。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外化中不断得到新的确证的过程，证明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仅获得生活资料以及进行生产的体力工具，而且获得了进一步进行生产活动的脑力工具。与从传统手工工具到自动化机器的发展实现了人的体力劳动的自动化类似，从传统计算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部分脑力劳动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而是植根人类物质性实践活动，是生产力发展序列的必然性环节，它标志着人类在对象化劳动进程中对自身主观认知结构与功能进行系统性外化和工具化的划时代节点，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机器体系向“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演进逻辑在当今时代的必然延伸与深刻质变。人工智能作为对象化、客体化的生产工具，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不断确证与拓展的深刻洞见。人类不仅在改造自然中创造物质工具以延伸自身体力，而且在认识与改造自身思维认知结构的进程中，创造了部分替代脑力的智能工具。脑力劳动自动化的哲学意蕴在于，真正触及劳动本质的嬗变与人类主体性的重塑。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是对人类体力劳动解放的推进，更是对认知劳动异化形态潜在的历史性扬弃。当重复性、程式化、基于海量信息处理的初级认知活动被自动化工具所承担或替代，人类主体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放。马克思对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应用中的深刻批判表明，技术形态的进步性与其嵌入的社会关系形态之间存在复杂张力。人工智能的革命性意义远超工具效率的提升，它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在认知观念层面的确证，是“人化世界”进程中的新的里程碑。人工智能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解放人的体力劳动的工具性意蕴，而且在于其服务于人类主体性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这一根本价值性目的。从生产力视角审视人工智能的生成与发展，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指向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脑力工具的进化。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应该深刻思考技术与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效率逻辑与解放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唯物史观提供的批判性理论视域，不断展开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动塑造与价值引导。
第三，与处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中的人相比，人工智能内蕴超越性与非超越性的统一，其与人类智能始终不能完全等同，仅仅能够定义为缺乏感性能力与实践目的的“类人”。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获得自我意识并最终超越人类智能，一直为学界乃至社会大众共同关注。人工智能对单一个体智力在专业化和数据驱动等领域具有超越性，这是通过诸如人机对弈之类的经验表象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能表明人工智能在全部维度上超越人类。在比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时，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人工智能在一些领域与个人相比具有超越性，但与人类整体相比又具有非超越性。人工智能本身是对人类整体知识的信息储存与贯通式调用，这使得人工智能机器人即使具有个体的外观，但内蕴作为整体存在的人类信息，所有看似单个人与单个机器人之间的竞赛，在本质上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之间的竞争。尽管当代人工智能逐渐朝着所谓“生成性”的方向演化，仿佛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提高的能力，展现出与人类智能高度相似的计算能力与决策能力等，但这些能力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模仿和片面增强。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存在本质不同并彰显出其非超越性：其一，人工智能作为人的“脑力的延伸”，作为人的理性能力的外化，缺乏人类智能根植于生命运动的非理性因素。人类智能的生成以复杂的肉体生存需要作为现实前提，正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感性活动中，人类不断有意识、有目的地实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进一步促进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人类对世界规律的思考以及相关的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生命体验的限制，但这些限制本身构成了人类智能诞生的前提条件，缺乏这种生命体验，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仿也仅限于对人类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强效演绎，而不能催生出以生存需要为核心的“自我”。其二，人工智能不具有实践性，也就不具备产生真正智能的可能。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意识本身没有任何神秘的内在机制，只是通过人与感性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产生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P22)尽管有观点认为相比于传统自动化机器，智能机器人具有像自然人一样对环境对象的触感，甚至可以根据环境数据的变化临时自主进行相应调整，仿佛拥有了独立于人类控制的自我意识。但严格来讲，实践活动是感性活动，但不等于一切感性活动都可以被视作实践。实践最根本的标志在于“革命地”改变环境以满足主体的需要，在现实的人类主体那里，表现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5](P519)像自动驾驶以及其他对物理世界的状况进行识别的人工智能，尽管其同时拥有着对人类感官能力的模拟，能够同时处理信息与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外界感性事实作出反应，但这种能力归根结底表现为对感性信息的还原，无法如同人的实践活动一样能够验证事实命题的真假，也不存在基于主体自身需要的有目的的双向互动关系。
在现实的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中历史地、具体地思考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以唯物史观把握当今时代的重要方式。人工智能作为人所创造的“技术人工物”，从属于人“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但这个“器官”并没有获得相对于人的独立性，而只是诞生于人改造自然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从根本上指向人的劳动力的对象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作为人类整体知识体系集合的人工智能相比于个人理性展现出强大超越性，但其缺乏人类智能赖以产生的最基本的生命体验与实践能力，因而始终只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片面增强，无法从根本上超越人类智能，并本质性地区别于人类智能。
三、人工智能本质属性确证的时代意义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人工智能不仅挑战传统的社会规范与伦理规则，甚至还在不断挑战人类的自我认知，正在塑造着新的人工智能时代。面对如此深刻的技术变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大变局，“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10]唯物史观依然在为理解当今世界提供着深入历史本质的思维高度，是洞察人工智能的本质乃至整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理论依据。以唯物史观的思考方式为参照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有助于全面把握人工智能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辩证应对人工智能的当代挑战。
在人工智能与人及其他存在物的一般差别中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有利于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异化效应与解放潜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领域的运用，不仅对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意义，还可能革命性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马克思对机器体系和传统工具差异的论断，为理解人工智能的革命性意义提供了借鉴。马克思提出：“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9](P91)机器体系不像传统劳动工具那样在工人劳动中起到中介作用，相反，是工人在机器体系的自我运转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关系调转带来两方面后果：一是在现实意义上，人工智能介入社会生产领域并不能自动带来劳动解放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由于劳动者与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相异化，作为劳动结果与进一步劳动所依赖的工具的自动化机器体系也就从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变为排斥人的东西，“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5](P537)好像这种力量是异己的、在人之外的，有着自己“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5](P538)这一过程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的推广而得到强化，“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6](P38)工人只是被当作机器体系有意识的肢体或工具。人工智能作为更高级的自动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运用同样遵循资本增殖逻辑，导致生产过程中人的挤压与替代，造就大量所谓“无用阶级”的诞生。二是在本质意义上，人工智能的类本质指向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实现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并对人的智力本质的确证和实现，是人类逐渐实现劳动解放的证明。人工智能介入社会生产领域并推动其更高水平的自动化、无人化，能够使人们从繁重的社会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创造客观物质条件。这意味着人们在获取自身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而更多地从事发展自身本质的创造性劳动。劳动越来越失去其“谋生”性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由性与人的生存生活意义上的必然性的统一。人工智能所蕴含的解放潜能与异化效应并不相互排斥和对立，而是有其内在必然联系，即人工智能的社会运动客观上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这种“节约”并未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而是延长了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深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并因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而转化为工人的“失业时间”和“无用时间”。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人的排斥，其消极负面作用来自人工智能的资本控制和运用。
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社会效应，有助于走出激进的进步主义与保守的浪漫主义的对立。近代以来，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由启蒙运动所开辟的进步主义，将科学技术视为人们认识、改造与控制世界的工具，乐观地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对自然秘密的不断破解，能够帮助人类不断避免过往因为愚昧导致的灾祸，从而为更加完善的道德意识和政治组织提供基础。二是从更久远的社会传统中遗留至今的浪漫主义，力图诉诸良知、爱心等道德因素评判历史事物，通过对新事物的批判和怀疑，在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复古还乡”中提供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之道。当今社会人们面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如出一辙，有人欢呼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对自然的胜利，促进了人的自由；也有人忧心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呼吁暂停对更高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态度的交织。一方面，马克思的学说内蕴强烈的历史进步信念，认为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进步信念的根据在于马克思将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视作整个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承认“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P580)但这两种态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矛盾，二者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在于：一是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与道德败坏的描述具有特定语境，指向的是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一现象不是永恒存在的，其社会根源在于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二是马克思曾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5](P182)的经典命题，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虽然技术进步导致了普遍的人的异化的发生，但异化的扬弃并不能靠拒绝与消灭技术进步来进行，相反，技术进步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扬弃异化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P538)马克思对两种态度关系的辩证处理，为理解与评价人工智能提供了有效借鉴，即坚持以生产力进步标准与道德进步标准的统一，树立以生产方式变革解决社会价值问题的历史自觉。
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引发的时代变革，正确的态度不是制造新的乌托邦神话或灾难幻想，而是以历史性、进步性视野予以清醒和冷静的审视，把握其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前提和历史局限。从唯物史观理论视野出发，人工智能从根本意义上指向人的脑力的延伸与外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其他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大脑”，并与之一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的身外确证，并为人进一步从繁重的社会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增强，其本身并不具有人类躯体所带来的生命体验与实践能力。工具性的深刻烙印使得人工智能不可能是超越人类的“神性”存在，而只是人类进一步解放的基础性物质存在。基于唯物史观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能够驱散视人类解放为人工智能发展“自然历史过程”的思维幻想，将在充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依赖无产阶级“消灭现存状况”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历史活动的现实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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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6期
